冉云飞：一个无名人物编出的有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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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一个无名人物编出的有名教材

201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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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趣味》作为一本书，最具有一定排它性的特点不在好玩有趣，而在于他视野广阔，中英文俱佳，更重要的是，他有后来包括语文老师在内的许多老师基本失传的科学精神。

姜建邦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代，不算什么名人，自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去年当代中国出版社所出一套名为“小书馆”的丛书里，有一本他的《国文趣味》，侧身于谭正璧《国学概念讲话》、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瞿蜕园、周紫宜的《学诗浅说》等名家的书中，并不抢眼。我因研究二十世纪语教材变迁的历史，看到这名儿，就来了兴趣。买回来阅读后，觉得他的书有一些意思，他的一些做法，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师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出来。于是就起了探查他本人经历的一些心思，但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并不是想像的那么容易。

▍上

胡成《写在前面》一文，作为《国文趣味》一书的介绍性前言，没有提供什么关于姜建邦经历值得注意的史料。出版者在封二勒口的介绍上一开始也坦承，“生平细节已难详考”。至少截至目前为止，我费了老鼻子的劲儿，也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并非毫无所得。除《国文趣味》外，目前我收藏并且翻读了他编著的《识字心理》（正中书局1948年6月初版）、编译《圣诗史话》（中华浸会书局1948年5月再版）、译考门夫人著《谷中清泉》（中华浸会书局1950年1月初版）。其他他编著的《青年金言》（中华浸会少年团联会1948年10月版）、《张亦镜的生平》（中华浸会书局1949年版）等，有零星的资料与文章提及、引用，但我尚未能得见全豹。

从1947年至1950年1月，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姜建邦成果频出，可谓丰产期。可惜的是，他此前的成绩到此后的作为，我们现在都不太清楚。这就像一条河流，我们既不知其来源于何处，又不知流经此段后，其下游汇入了哪里。但可以揣测的是，1947年前他的业绩零星且较少，不易为我们所了解。1950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敢再有业绩，除非他能“与时俱进”。但就是这“拦腰斩断”的不到四年的业绩，已足堪称道。若非“忽值山河改”，那就不是“枝条始欲茂”的问题，而是必将结出硕果。我为何有如此自信的判断呢？那就先让我来做一点关于他学行交游的小考证。

我所看过的与姜建邦有关的四本书里，可对他的学行与经历做一点小考证的，只有其编译之《圣经史话》与其译的考门夫人《谷中清泉》二书。当很难找到作者经历的史料时，我的第一步就是常在他所出的书之各种序跋里，来做些发掘搜寻工作，亦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圣诗史话》除了自序及再版序外，尚有朱维之与李肇琳的序。李肇琳是谁，现在所知不多，只知他与姜建邦的关系——“姜君在中学大学便是我的好友，与爱好圣工与文艺的同志”。我曾在网上见李肇琳译所译二书，一为司布真《路上亮光》一书的手稿照片，二为1949年中华浸会书局出版的Henry C．Vedder著《浸会简史》，可见其圣工颇有成绩。在序言中李对圣诗的宗教与艺术作用，都有比较清通的见解，可见其与姜建邦确是在圣工与文艺方面，非常相契的同志。

至于朱维之则是有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对《圣经》文学及基督教，都有相当的研究，彼时是沪江大学的教授。“回想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前，我曾和姜君，李肇琳君等共同计划，把《普天颂赞》底故事统统收集起来，写一部《普天颂赞史话》；不幸只写了一小部分，上海这个‘孤岛’也陷落了，计划也随着而化为泡沫了。现在姜君底本书出版，可说是恢复原计划底的前奏。”这说明姜建邦与朱维之至少在1941年之前就认识，并拟共同做关于圣诗翻译的事了。而《圣诗史话》的校阅者则是万应远师母，众所周知，万应远美国著名传教士、沪江大学创始人，于姜建邦来说有双重“师母”——他是毕业于沪江大学的基督徒。

从1946年出版的《国文趣味》中，我们知道他是缉规中学的国文教员，其实同年出版的《圣诗史话》表明了他另外的身份，他是浸会书局的编辑，书的扉页上有“谨以此书纪念编辑部故友李安荣君”，1948年再版时的序结尾时他说：“本书再版时，正值同工丁继昌先生服务书局二十五周年，以人生之短，能继续服务一处有二十五年之久，实为不易，特此志庆。”1948年底出版《青年金言》时，他在序末自署“编者自序于浸会少年团全国联会办事处”，1950年1月出版的《谷中清泉》则说“序于上海真光大楼”。三者合一来考察，说明姜建邦长期在真光大楼办公。“真光大楼”现在是上海外滩的著名建筑，系匈牙利著名建筑师邬达克的代表作，也是美国基督教中华浸信会总部所在地。同时也反过来证明他在缉规中学可能是兼课，而非长期在该校教书。

姜建邦在《圣经诗话》的“再版序言”里说，他为了使再版本更完整，他本打算搜集一些国人创作的圣诗史话，安排在新版本里面。为了让更多的人知晓并支持他这一事情，他还在《浸会通讯》里登过一则启事，但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如愿。只收到了王渔深牧师一篇，同时采访贾玉铭牧师，“将他写作圣诗情略，写成一篇，列入续篇，以享读者”。贾玉铭是当时很有名的神学家，四九年后任中国三自教会副主席，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在翻译《谷中清泉》时姜建邦在序中说“本书译时得赵世光牧师鼓励最多”，赵世光出版过《灵粮诗歌》、《二十《蒙召三十年》等书，是二十世纪有名的布道人，1949年10月他前往香港。1951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关于基督教的“控诉运动”中，赵世光被视为美国侵略中国的工具，并说其逃港，借修造礼拜堂骗取信众财物，而遭到强烈控诉与声讨。

《谷中清泉》的序由曾任黄县华北浸会神学院副院长臧安堂作序，而姜建邦的自序特别提及自己受教的经历。经查证，或许姜建邦是山东黄县及附近的人亦未可知。“爱师王季生院长，一生办学，教育青年，爱主爱人，克己奉公，为浸会教育界之先进，译者受其感化最深，且于极艰苦中没法使我完成中学及大学教育，恩同父兄。不幸于胜利后乘船南下，遭遇不测，恶耗传来，不胜悲伤，谨以此书纪念我师造就之恩。”网上一则未见署名的，据称来源于《烟台文史资料第四辑》的文章《华北浸会神学院见闻》里说，一九三七年担任浸信会崇实学校校长的王季生曾为美国神学博士山培担任过翻译。可能抗战期间王季生曾到成渝等地工作，任某个浸会神学院的院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下覆船溺逝。

同样在《谷中清泉》的序中，姜说“出版时蒙金炎青牧师予以极大方便”，我们顺着这样的交往思路，便可查得1949年中华浸会书局出版的戴斐士所著《耶稣言行三十课》，此书校者即是金炎青。同时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馆长章华明发表在《天风》杂志2012年第三期上的文章《沪江大学的忠诚守卫者——樊正康》一文里，提供了进一步的相关信息。文中说1948年2月14日至17日中华浸信会全国联会在上海怀恩堂开会，浸信会参加的领袖人物有戚庆才、刘粤声、唐马太、希祝虔、樊正康、金炎青、凌宪扬、姜建邦等，而彼时沪江大学的神学生周联华以大会总务的身份列席。樊正康曾任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正是继樊之后的沪江大学最后一任校长，而神学生周联华后来在台湾布道大为有名，系李登辉的牧师，被称为蒋介石、宋美龄的“御用牧师”（这一称呼只是从众，但从信仰的角度不妥）。同年11月中华浸信会全国联会在上海召开，戚庆才任全国联会会长，副会长张春江，书记姜建邦，执行干事樊正康，办事处设在园明圆路209号，此地正是前面姜建邦所提到的真光大楼。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民族国家观念的勃兴，加之中国内忧外患，国外传教士受到此前因殖民武力拓展传教地盘后遗症的影响，成为政治势力藉此打压的靶子。复以知识分子的“非基运动”，因此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与张力，因此也有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如徐松石（牧师兼壮学先驱）、张亦镜等人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前者写了《基督眼里的中华民族》、《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后者参与办理了二十五年的《真光杂志》，在上面写了不少护道及解释基督教和中华文化关系的文章。前者有学者杨天保在《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6期上发表了《近代华牧徐松石“中国认同”的三重变奏》（杨天保、谢振治还撰写了《徐松石著作事迹编年考略》），后者则有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范大明所撰写的《〈真光杂志〉：寻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张亦镜为中心的考察》（其他尚有多篇对张亦镜的研究，范大明在文章注释里有所胪列），其中所用关于张亦镜的生平资料不少来自于姜建邦于1949年在中华浸会书局出版的《张亦镜的生平》。经常在真光大楼办公的姜建邦，对《真光杂志》经办人及浸信会在中国的历史，有所研究是再自然不过的分内事。

从以上资料来看，说明姜建邦在当时中华浸会的地位与名望，与日俱增，其研究与著述，也得到很多同道的帮助与褒奖。若非1949年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他在基督教界的影响力将会非常大。这说明《国文趣味》的出版者，在封二勒口上的作者简介所说“姜建邦后来皈依了基督教”，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至少在太平洋战争爆满发的1941年前，于沪江大学读书时，他早已是基督徒。甚至可能更早，不然他与浸会崇实学校校长王季生，情如父兄的深切交往，就显得突兀，无所附丽了。写姜建邦简介者，没有做过如上的梳理没有关系，若是细心读过《国文趣味》一书，也不难在书中找到他早已是基督徒的例证，这类同于做学问的“内证法”。

在《国文趣味》一书里，姜建邦提及与基督教有关的著述、人物不少，以及他自身与基督教的关系，也不是才信基督教的人所能有的知识积累与属灵态度。如“甘地读《穆勒传》，大受感动，得见拯救同胞的异像”(p.27)、其大学的日记，生活方面起床即做早祷、处世方面“任对谁都要谦卑，勿骄傲自恃”、学问方面“发掘宗教文学”（p.33）等便是明证。在谈书信对阅读与练习作文的重要性时，他说“世界最著名、影响人类心灵最深的书信，要算《圣经》里的《保罗书信》了。他的书信有十三卷之多，世界各国多有译本，每年销售的数目，不下数十万册，可见其影响之大了”（pp.39—40）。在提及如何拟题目时，他曾应《青年时报》之约给青年写篇励志短文时，他的篇题不到位，如开始名为“潜藏的能力”，后易名为“你常常勉励自己吗”，最后被朋友讥为啰嗦有牧师味，为其更名为简洁明晰的“勉励自己”（p.137）。在谈如何善用比喻时，他说“耶稣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他对人讲话，最喜欢用比喻”（p.176），并举一个撒种的比喻来证其所言不诬。

▍下

有些人读了《国文趣味》一书，惊讶其作为一个中学国文老师写得平实，又还好玩有趣。要做到这一点虽然不容易，但在当今要找到这样的老师并非不可能，至少我认识的中学语文老师中还可以找出几位。在我看来，《国文趣味》作为一本书，最具有一定排它性的特点不在好玩有趣，而在于他视野广阔，中英文俱佳，更重要的是，他有后来包括语文老师在内的许多老师基本失传的科学精神。编一本类似语文教材的补充读物，而有具体而微的科学精神，这在我读的众多类同于教材的书籍中是少见的。从这些地方，大约可以见出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与四九年后窄而不专，更无博之教育的一些实质性差异。

虽然《识字心理》一书比《国文趣味》晚出一年，但我们在《国文趣味》一书里已经见出了他在《识字心理》中难得的科学精神。民国时许多人编各种识字课本（农民、市民、商人等），均注意对常用字范围加以讨论，并给出自己的定义，以及常用字数目及出现在大众传媒如报刊杂志等方面的频率统计，《国文趣味》也承袭了此种做法。但《识字心理》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除导论和总论外，该书设有“汉字学习心理研究的历史”、“汉字学习历程的错综关系”、“笔划多少与学习难易的关系”、“汉字组织与学习难易的关系”、“几种特殊汉字的学习”、“错别字的研究”、“常用字汇与识字测量”、“汉字检查的问题”等。这本书不仅对学者研究汉字的发展历史与认知心理，有不少可资酌参的地方，就是对真正关心教材编写、语文教学等研究中国教育的人，都有很大的启迪。鉴于存世已稀，搜寻不易，敦请有眼光的出版商再版，我认为会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关于中国汉字的增长速度及学习难度，我们以前只有些模糊的概念，姜建邦在《国文趣味》里，通过历代字典的检索，对历朝汉字的增长多寡做了统计，可能会刷新我们此前的一些认知。如果说清代的汉字增加比较多，还可以理解的话——因为后出之字书，字数转多——而魏朝增加比较其他一些朝代还多，恐怕就出不少人的意外。姜建邦因此得出这两朝与外族接触较多，增加了不少外来语，是其汉字增加的原因。原因是否如此，我不敢遽然认可，但他这样的思考，不失其意义。说到认汉字的难度，姜建邦以民国《中华大字典》举例，说该书收44908字，如果每天识五字，一年365天，每天不中断，也要十二年半，其耗时之巨大可谓惊人。据彼时心理学家张耀翔运用的测量方法，姜得出初中一年级学生应该认识汉字4262个、高三学生应该认识5862个的结论。运用这样的方法，来衡量学生的国文程度，有时或显得呆板，但不失为一种科学之举。

我看过不少人编辑的民众识字课本，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在日常生活与大众传媒上的出现频率，来判定这个字是否常用。这个方法当然是有效的，我觉得姜建邦对一本小字典的统计非常有启迪性，我以后也许会尝试这么来编一本民众识字课本亦未可知。他将这本4292个字的小字典的基本字形分成277个，其中最常用的是“口”字旁，有756个字；其次是“日”字旁，占250个；第三是“木”字旁，占242个。用所占字数多寡的偏旁来编辑课本，虽不完善，但其认字效率可能会有所提高。同时用占偏旁字数的多寡，也可以据此分析语言传播和使用需求，从而看出我们的文化，重视和轻视什么，怎样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姜建邦在《国文趣味》里运用得最多，而且最不易被今天的语文老师掌握及注意的，就是他常用统计的方法，来为自己即将开展的课程，做尝试性的调查。这些调查并不恢弘，甚至不无琐屑。但问题是，这样的小调查，易于实行，费时费力费钱甚少，且于教学及了解学生，有相当的针对性。比如诗人汪静之说经济基础对创作有如何大的决定性影响，姜建邦便统计一本外国文学史作家的出生——富贵之家占33%、中产阶级占31%、贫寒之家占36%——用数据来否定这样的耳食之言与夸张之辞。这样的小统计里，所蕴含的科学精神与经验归纳的逻辑素养，我们是不能小看的。

我们不少老师常说学生不喜欢读书，那么我们要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在姜建邦看来，其实是因为没有找到比较好且有效的读书方法。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做过调查，但用美国教育社会心理学专家普莱西（姜译为泼来雪）的办法来加以说明。普莱西率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社会心理学引进教育领域，其《心理学与新教育》一书，在彼时有不少新意，这说明姜建邦作为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有相当好的知识视野，以及掌握新知的能力（如英文很好等）。姜建邦说普莱西用152个测验题去测验学习上有问题的学生，得出有效读书的办法，包括应该会安排时间、有“选读”的技巧、养成写笔记的习惯、温旧知新、注重考试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是否适用每个学生，也许未必。但作为老师总是能将新知告诉学生，让他们处于求知探险的兴奋之中，这正是老师职责之所系。

1942年姜建邦在教国文时，请上课的学生分别写出最喜欢的五本书，结果学生们列出了自己喜欢的十本。依顺序排列，男生喜欢《三国演义》、《水浒》、《家》、《西游记》、《爱的教育》、《鲁滨逊漂流记》、《春》、《老残游记》、《红楼梦》、《世界伟人传》，女生喜欢《爱的教育》、《家》、《苦儿努力记》、《秋》、《各国童话》、《天方夜谈》、《木偶奇遇记》、《孤女努力记》、《西游记》、《名人故事》。姜建邦以此批评不少学校的训育主任反对学生读课外书特别是读小说的做法之错误。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男女性别差异对读物选择的不同，而读物不同又进一步加深男女两性差异和社会角色的规训。男女生在读物上虽有差异，但其相同之处是青春与探险话题，所以巴金的小说与《西游记》都同受欢迎，其次是关于爱，再次关涉励志。几十年过去了，中学生对读物的兴趣，大抵不外乎这几类。当然探险类或许让位于科幻与玄幻，以及网络游戏。

知道学生喜欢读什么样的书，那么给学生出作文题时也该有相应的针对性。因为出作文题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无话可说，更不是要把他们考倒。但不少老师似乎都有虐待狂的特性，就是要出偏题怪题来把学生考倒。似乎不把学生们考得垂头丧气，灰头土脸的，就不足以平师愤。这样的老师多半有极强的威权人格，因为他要通过种艰深为难的考题，让学生对他充满敬畏臣服，便于控制学生。其实包括写作文在内的考试，固然在检验他学生们的学习成果，但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热爱学习，而不是相反。若不是这样，那么你除检验出让他们颓丧的冰冷数字，让学生们厌学外，实在无甚收获，这是一种失败的教学。

为了让学生写好作文，姜建邦出了各种体裁的题目一百个来做调查，每个人从中选出十个自己最喜欢写的题目。结果五千多上海大中学生最喜欢写的是抒情文、描写文，均为25．1%，其他分别是议论文17．3%、说明文16．8%、记叙文15．6%。这个结果从学生及学习心理角度来看，非常有意思，也很有针对性。人是情感的动物，而青少年学生尤富情感，即便抒情文并非所有学生的擅长，也与他们青春期成长猛烈的情感抒发与苦闷有关。同时这也说明我们的语文教学，从民国开始就有一定问题。因为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偏弱，其实与我们语文教材和教学方面过于主张言辞美丽及文学性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实验精神、研究风气、逻辑素养在以应试为目的教学中，占的比例很低。

当然姜建邦对于学生作文题目及所喜写内容的调查，即使在今天依旧有比较好的实用价值与现实意义。比如不少学生比较喜欢写我的母亲、我的家庭、中秋节记趣、春假游记、新年小记、街头小贩之类的题目。姜建邦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内容学生比较熟悉，人都比较喜欢写自己经验内的东西，学生们更是如此。就他所罗列的题目来看，下列十个题目最受喜欢：上海的早晨、雨夜、一个小贩、我的母亲、忆旧友、春假游记、没有母亲的人、成功与失败、忘不了的一位先生、月夜思母。从以上可以看出，抒情文所占比例最高，是因为年龄原因，同时也因经验所限。受经验所限，所以也喜欢写时令即景文章。同时姜建邦也告诉我们，高中生与初中生相比，更喜欢议论文，这是由于高中生逻辑思维增强、越来越有判断力、视野日渐广阔的原因。

姜建邦注重文辞之美，也有些别致的见解，如说汉字有建筑感。但我觉得这本书，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他的实验精神与研究热情，应该拿来作为老师的辅导教材。比如他专门设计“中学生别字测验”、“字义辨正”测验、“字音辨正”测验。这些都不是拍脑门、想当然的东西，这也是他同时出版《识字心理》这样的专书来阐述，应该怎样做国文教学的因由。当然，他这书也不是完美的，如他举孙康映雪、匡衡凿壁来做为对读书感兴趣的例子。其实古人一些苦读的例子，如囊萤映雪之类，在古代或可理解。但在今人看来既不科学，也未必是很好地利用了时间——冯梦龙的笑话里已经借孙康与车胤互相探望，来讽刺其不合常理。夏天孙去看望车，车白天没读书而捉萤火虫去了。而车冬天去拜访孙，问孙为何没读书，孙说这个天好像不是要下雪的样子——而且把学习当成苦差，历来是我所反对的。所以这说明姜建邦对传统提倡苦学，背后那套教育哲学，还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国文趣味》，姜建邦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